文化经典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本载体,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与经典的阐释及其意义生成密切相关。考释先秦两汉时期《诗经》经典化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文本内在质素、接受者的阐释传播以至王权力量等因素均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儒家基于不同历史语境和阐释立场反复对《诗经》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并借助教育机制不断孵化、延续和加强其意义,既为“诗三百”经典化提供了必要条件,也构成了当时民族精神建塑、意识形态构筑和思想文化创新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制度化传播与经典建构
文化经典是一种历史流传物的存在,在历史时空的链条中被持续传播和接受。“诗”在早期至少经历了四种类型的传播:以王官采诗、公卿献诗与“诗”的礼乐制度化为代表的政治传播,以官学、私学中的“诗教”为生动体现的教育传播,以诸子著述引诗为代表的学术传播,以及以春秋赋诗为表征的大众传播,这为“诗”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
“诗”的经典化首先促成了文本的汇集、编纂和定型。如周代采诗制度中,王官依据资政诉求对乡间歌谣有所采有所不采,其间或有一次诗篇数量上的删汰与削减。而孔子对诗集进行“论次”,也应该进行了某种选择取舍和序次编排,才有“诗三百”的定型。
其次,历时长久且形态多样的传播为“诗”带来了意义的增值与叠加。受不同传播主体、方式、对象和目标的影响,许多非文学的、世俗的乃至王权的力量不断介入文本从而改变其性质与功能,在所难免。比如乡间口头吟唱原本或是世俗情感的率性抒写,但一旦被采上庙堂献于圣殿,就会附着上许多“观民风”“听时政”的政治意义。“诗”的礼乐制度化,则意味着里巷歌谣被融入周代礼制成为典礼乐歌,转化为官方文化的一部分。
再次,持续不断的广泛传播同时也是经典实现教化功能的一种基本方式。在乐歌的仪礼传播与运用中,在三代的庠、序、学校教育和后世儒家的私学机制中,“诗”或传播统治阶级理念,或整合社会价值导向,或涵养士子“温柔敦厚”的品性,在规范且权威的传承机制中充分彰显了教化功能。
最后,依赖于学术化和大众化的传播(如春秋战国时代蔚然成风的赋诗与引诗),《诗经》的传播与运用生动活泼地延伸到诸侯间的政治外交、文人的传世著作和贵族的世俗生活中,其覆盖面和认可度远远超出了一般文学艺术所能达及的范围,成功完成了从个人话语到公共话语的转化。
提炼阐释与文本意义“命名”
区别于博物馆里文物的实体性存在,文化经典的传承更多地体现为文本背后的观念、理念与精神,尤其是它经权威阐释后生成并为社会共同体广泛认可的整体意义与核心价值。未经阐释的典籍文本只是一个物件,只有历经反复阐释并源源不断地生成新的意义才能成为活的传统。因此,文人士大夫的阐释与意义“命名”是文本经典化的另一重要条件。
《论语·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历史上首次对《诗经》内涵的明确界定和对《诗经》意义的整体“命名”,它标志着《诗经》的接受与阐释由社会政治层面的日常传播与实践运用走向了学术阐释。孔子释“诗”之际,正值礼乐崩坏的春秋末世。一方面,礼乐仪式的逐渐退场不断窄化了《诗经》的传播范围,同时也严重削弱了《诗经》原有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社会剧烈转型的现实也带来了“哲学突破”的诉求,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上古文化传统只有通过与时俱进的创造性转化才能有效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时代语境的这种特殊历史规定性,深刻影响了孔子的释“诗”实践。
尽管孔子在阐释立场上自称“述而不作”,充分尊重和敬畏“诗”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特征,但借由历史典籍的阐释来指导、规范社会发展,这种实用目的必然促使“述”者不断地、富有创造性地、联系实际地对传统作现时的理解,在两者之间作整合,竭力挖掘传统在当下语境中的现实意义,从而使“述”走向“返本开新”的“作”,使传统文本的阐释变成时代文化创新发展的一种手段。孔子对《诗经》“思无邪”的整体命名,对诗篇中“仁、德”等内涵意义的新挖掘与新阐释,就是针对春秋末世礼乐仪式逐渐工具化与空洞化、礼乐文化逐渐形式化的时代问题,努力从《诗经》中梳理出礼乐的内在精神与要义,提炼出其陶冶性情、修身进德的价值与意义,并予以重点强化和提升创新。
可以说,孔子释“诗”、授“诗”原本是为了恢复上古礼乐传统,但结果却使手段高于目的,从“诗”中所揭示、提炼和强化出来的“仁、德”等新内涵新蕴意反而成了更本质的东西,并作为礼乐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终被确立为儒家精神的基本内涵,《诗经》也因此被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而成为儒者进德修身的伦理教化经典,后世儒家如朱熹等人的《诗经》阐释从总体上说并没有严重背离这一权威“命名”。
政治干预与经典加冕
文化经典常常因其对政治秩序的有效捍卫或批判而受到体制力量乃至王权的干预。阐释者从经典文本中所揭示的某一层面意义符合了特定时代政治秩序构建的历史性需要,从而在体制支持下被赋予合法性、正统性,甚至获得加冕的殊荣,这在各民族古代文化经典的建构中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
前述周代王官采诗、公卿献诗,以及“诗”的礼乐制度化、教育传播已经鲜明体现了体制机制作为外部建构力量的重要性。如果说秦代“以吏为师”的帝国体制是从反面干预了儒家典籍的传承,那么汉代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语境,则为儒家典籍经典化带来一种正面的支持。
汉武帝时期儒家因应世俗权力“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召唤,从纯粹的道德伦理主义逐渐转向政治实用主义,最终被制度化、意识形态化,成为王朝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这一调整与转向的过程中,汉儒怀抱“经世致用”的阐释立场,创造性地运用“以史解诗”的策略,竭力从《诗经》中爬梳挖掘、阐发延展出符合王权需要的种种政治理想和社会秩序理念,以求全面参与汉代政治文化的构建,为王权大一统之社会秩序提供思想的合法证明与理想的远景规划。
与此同时,世俗权力在思想文化建设与教育的体制机制层面予以大力支持,诸如通过儒学官学化、博士儒家化、儒者官吏化等手段来鼓励、引导知识分子学习、弘扬儒家学说,并确保儒家典籍及其所承载的思想在全社会具有独尊地位,使“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在这种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力的相互作用中,《诗经》逐渐经学化,从儒家的伦理教化经典越界提升到国家的政教文化经典。
近代以来,古史辨派学者常常慨叹早期儒家为何对《诗经》进行那样断章取义式的解读。其实,无论是孔子的伦理阐释还是汉儒的政教阐释,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都具有一定“合理”性。他们都是基于时代问题的要求去阐发《诗经》文本中某些层面的意义,予以突出和强化,并通过对文本的反复阐释和意义建构,汇合到当时文化发展与思想变革的主旋律中,传统典籍的重新阐释成为时代文化创新发展的一条基本路径。同时,从历时的纵向层面来看,“诗”从先王资政之书到礼乐体制中的乐歌、从儒家伦理教化经典再到王朝政教经典的转化,呈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的承传之链,其间既有接纳与阐扬,也有批判与超越,共同组成了《诗经》经典建构的“效果历史”。
原标题：经典阐释与文化创新——以《诗经》经典化为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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